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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

1.单看“三驾马车”容易割裂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经济增长在任何时代都至关重要。通常我们采用GDP（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速来衡量经济增长。GDP的统计方法有多种，其中，支出法易于统计，叠加凯恩斯经济学总需求分析框架盛行，因此将最终需求分解为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是宏观经济常用分析方法。

然而，这种“三分法”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基于此，争论消费或投资谁更重要时，往往容易管中窥豹。从“三驾马车”对GDP增长贡献率来看（见图1），消费和投资的贡献率常常此消彼长，因此容易误认为二者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更无法反映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作用。事实上，消费和投资类似于DNA双螺旋结构交互前进，不应将其割裂看待。

如果我们沿着一条时间轴，去理解二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在仅关注单期的情况下，容易形成消费与投资竞争瓜分蛋糕的看法，从而将消费和投资割裂开来，认为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进一步考虑多期，投资的地位会上升。这是因为当期投资能够抵补资本折旧并增加下一期投入生产的资产，进一步产生下一期收入和消费，投资作为各期生产活动“连接器”的作用将会放大。而如果从长期考虑，那么消费的地位又会上升。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关系到国民福祉，关系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切生产活动的终极意义。一切供给最终都要依靠消费实现其价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消费也是维系劳动力可持续供给的条件，是用于维系劳动者体能或智力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不同于狭义的资本品投资。

2.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

从微观层面看，投资和消费在资源分配上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在家庭层面，居民过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或储蓄，就会减少日常消费支出。在政府层面，过多地将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投资可能会挤占公共财政中本可用于支持居民消费（如社会福利、消费补贴等）的资金。

从宏观层面看，投资和消费是互相影响的。

首先，投资可以促进消费。当企业增加投资时，一般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收入，进而增加消费。同时，投资常常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扩张的供给可以降低商品价格或增加新型商品供给，刺激居民消费。

其次，消费会作用于投资。投资通常是基于对未来资本回报率的预期，强劲的消费市场通常意味着企业预期销售和利润增加，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活动。随着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和需求的升级，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于研发和技术创新，满足消费者需求。这种创新投资不仅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因此，以消费需求为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易于发现有合理回报的投资方向，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并推动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只有无效的投资，没有无效的消费（除了浪费）（盛松成等，2023）。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可以随着时间转换的，这也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早期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商品供给短缺，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驱动；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转变，投资边际回报率下降，消费逐渐决定投资的走向。

什么是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1.消费与投资的理论关系：来自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

当前有一种观点强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尽可能依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实际上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早有讨论。索洛模型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模型分别从储蓄率外生或内生的角度，动态地阐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和资本的关系：首先，投资对经济增长很重要，或者说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很重要。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达到稳态时的经济产出水平，即决定了经济规模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次，储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或者说投资不是越多越好。储蓄率过高会忽略消费的意义，而实现长期内总消费最大化才是全社会的目标。不仅如此，过高的储蓄率会带来资本存量扩张，与之伴随的是维持投资水平上升，即维持规模如此巨大的资本存量使之不萎缩就需要保证每期投资不能停止或减少。最后，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最优组合。对各个经济体而言，何为最优增长路径以及政策如何实现最优增长路径，受到竞争格局、文化习惯、风险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

2.中美投资与消费比例对比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在20%~26%之间波动。而中国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1%波动上升至2011年的46.7%，随后小幅下降稳定在43%左右（见图3）。美国的消费支出占比相对较高，且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表明美国的经济模式更加注重消费。1972年至2021年，美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范围在75.75%~85.13%。中国消费支出占比2000年后有所下滑，从63.6%跌至2010年的48.9%，随后小幅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投资和出口减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增加。然而，在此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了两国政策着力点的差异。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储蓄率均有所上升。美国储蓄率上升主要是因为发放的大量财政补贴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在补贴政策停止后，该部分超额储蓄迅速转化为消费。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大多数居民选择预防性储蓄。

3.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最优组合

加大投资固然能够做大经济规模，但也有代价，那就是减少人们的消费及福祉。经济增长模型提出的“黄金规则”是：当经济达到稳态时，其资本存量对应的资本边际回报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折旧率之和。这样既不会过于抑制消费，也不至于罔顾产出。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消费占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消费占比高于78.7%时，资本形成增速对GDP实际增速的促进作用明显提升。目前中国的消费占比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优水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重投资而不重消费。这种模式侧重于增加资本投资和生产能力，即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该模式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产能过剩、资源错配、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大规模投资和快速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

如何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两个办法：一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二是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何为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简单来说，有效益的投资就是产出最终能实现销售并获得利润的投资，这是由需求端和供给端共同决定的；有潜能的消费是能促进投资不断产出并扩大生产的消费，这主要取决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相互影响。

消费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亚当·斯密早有言在先，“消费是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马克思则将消费和生产看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消费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体应该节制消费，更多储蓄，形成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这种对消费的看法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多储蓄、多投资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凯恩斯认为过少的消费、过多的储蓄在没有足够多的投资需求与之匹配时会导致总支出下降，引发大萧条。

相较于丰富的消费理论，专门讨论投资的经济理论要少得多，主要共识在于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对经济正常运行是必需的，以及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的牵引作用巨大。值得指出的是，资本回报率也与消费有关，但这一点较少被提及。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产品卖不出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惊险的跳跃”。因此，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只有下一期消费扩大，才能增加当期投资。只有以需求为牵引，特别是通过消费实现产品的销售，才会有资本回报率并引至投资需求。

此外，传统经济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经济增长模型无一例外强调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但忽视了技术进步是孕育于投资和消费过程中的。消费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很重要，而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未能刻画这种交互影响。

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往往是波动的，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然而，消费通常是相对稳定的。通过消费来带动投资，发挥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结论

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正均衡关系，这是传统经济学文献所忽视的。我国消费占比仍远低于最优水平，经济增长模式应由政府引导投资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消费促进投资为主的模式。

投资是延迟的消费，消费则是另一种投资。当个人或企业进行投资时，是将当前的资源用于生产或发展，而不是立即消费，这意味着他们将享受回报和利润的时间推迟到未来。因此，投资可以看作将当前的消费延迟到未来。消费则不仅仅是满足当前的需求，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消费，个人或家庭可以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满足需求，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同时，消费对投资和技术进步有引领和促进作用，成为一种潜在的投资力量。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是短期促进经济增长的良药，更是长期持续发展的密钥。

（作者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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